我在羊腰湾读了七年中学
   校史钩沉   2010-10-12   1815 【编辑:佚名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王云度,原三中53届校友。

 

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共六年,我何以会读了七年中学?这还得从小学说起。家父王庭安先生为无锡百年老店王兴记馄饨店的创始人,我小时因家中无人照看,不满五周岁,就提前进入附近的崇安寺小学就读。年幼无知,家中又无人督促,学业一开始就是勉强跟上。在沦陷区,师资条件较差,但是五年级必须开设日语课,我开始学的外语是日语。六年级,抗战胜利了,语文、算术老师较好,对我的基础知识还是很有益的。但未能开设英语课,却成了我一生的遗憾。

1946年我小学毕业。当时无锡只有县中、县女中和辅仁中学是办学好的,大家集中报考这三所学校。我报的辅仁中学,一千人报名,仅录取一百人,我只能名落孙山。正当家人为我升学的事犯愁时,传来了位于无锡东城外,古运河羊腰湾畔的私立无锡中学复校的喜讯,我就报考上了该校。

当时,从我家去私锡中,不是出东门过亭子桥,沿运河到羊腰湾,就是出南门,过跨塘桥,往北再向东,至羊腰湾。这段路程,步行将近一小时,所以家里让我寄宿。当幼小的我,离别家人,带着行李坐着黄包车去上学时,心中本有一种即将开始成为一名中学生的喜悦,但另有一种迷茫的感觉油然而生,逐渐盖过了喜悦。

羊腰湾是指运河在无锡城东南,有一段自北至南,湾向西北,再折而向南的河湾,私锡中就位于河湾东岸,当地人习称羊腰湾中学。当时的羊腰湾很荒凉,仅在南头有两座生产铁锅的冶坊,中间还隔着一块乱坟岗。学校占地不小,建筑不多,只有三座二层楼房:临道路的一座为学生宿舍,其东北的一座为教室,向北隔着一个操场,为学生饭堂。另外还有盥洗室、办公室、教师宿舍、饭厅等平房。操场有一条240米的跑道,辟有小足球场、排球场各一个,篮球场两个,还有单杠、双杠、沙坑等,这设施在全县各校中是独一的。刚复校时,只招收初、高中男生各两个班,说是为了要从一年级开始培养自己的学生,这是有道理的。但亦恐怕与起始艰难有关,教师不多,校长是聘请重庆某大学校长高昌运先生兼任的,他把一年的兼职工资采购木板,将饭堂的二层隔成宿舍,使第二年新招的学生才有地方住。实际主持校务的是来自西南联大的温广才、童有储等年轻教师,音乐、体育及美术,则分别请辅仁张养生、陈鹤琴和县中周墨林老师兼任。

学生大多来自农村,寄宿生多。学校对学生管理很严。校门内有一排可开闭的竹栅栏,平时不开放。学校四周用篱笆围着,学生进出必须经过传达室。每一个学生都有一块名牌,出校门必需从办公室墙上取下名牌,再挂上传达室墙上。进校时要从传达室取下名牌再挂回办公室,学生迟到、早退一目了然。寄宿生平时不准离校,只有由家长申请“例假外宿”和临时因事请假的学生,才能于周六午饭后,由班主任签条取名牌放行。其余寄宿生节假日白天可以外出,晚饭前必须归宿。寄宿生犯错误,有一种“禁足”惩罚,就是取消节假日外出。“例假外宿”必须于周日晚饭前返校,否则下周不能外宿。这严格的管理制度总的来说有助于致力学习,所以总体上来说,寄宿生成绩优于走读生。但对年幼体弱的我来说却更多的是负面作用。我是母亲四十岁、身体已较虚弱时才生的,我奶妈又是在自己将满一岁的孩子死后才喂养我的,父亲常说我是从小奶没有吃足,所以长得瘦弱,经常生病。由于年幼体弱,刚入学时非常恋家,总是盼着周六中午赶快回家,周日下午又无可奈何地返回学校,谈不上努力学习,课余时间,不是和同学坐在操场旁椅子上聊天,就是坐在双杠上,向东遥望篱笆外南来北往的火车。

刚入学时,最让我苦恼的是上英语课。教英语的老师原是位美军男翻译,第一节课,他领读了两遍字母,就开始教林语堂主编的《开明英语》第一册第一课。我从未学过英语,一下就沉入迷雾,根本无法跟上。一个多月后,换了一位姓邝的女老师,发现我英语特差,喊我去她宿舍谈话,方知我连26个字母都背不下来,很同情我,表示愿意帮我补课。这真是喜出望外、绝处逢生。可是好景不长,不久她就南返故乡,我又陷入万劫不复之地。更为火上加油的是英语课由每周六课时加强为八课时。我真是绝望了。到学年末,英语只考了24分。由于英语在计算总成绩时所占比重最大,我其他成绩又平平,总平均为57.4分。总平均成绩不及格就得留级。班主任袁葆荣老师在成绩报告单的评语写上“尚此以往,前途堪虑”。这八个大字,如同五雷轰顶,刻骨铭心,终生难忘。我虽然一开始并未就此刻苦学习,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愈来愈告诫自己无论学习或工作,都要为前途着想,不可懈怠。这八个字,让我受益终身。

学校虽地处荒凉的郊外,但环境还是较优美的。只要天好,晚饭后,同学们会在老师们的带动下走出校门,绕学校散步一周。夕阳下可以看到大运河,河中有由一条小火轮拖着成一字形的船队,也有单船迎风挂帆的,逆风拉纤的,摇橹、撑篙的。有时我们跟在纤夫后面帮着拉纤,纤夫们沉重有力的脚步,给人有一种人生步履艰辛的启迪。河对岸是一片开阔的绿菜地,春天则开着菜花,一片金黄,再远处则是南禅寺古塔,塔后可见到城墙,更远处则是山势秀美的惠山。学校北面有一座菱塘,秋天可看到女子坐着木盆在采菱角。菱塘北面隔着一条小路,有条河浜,常有人在河面上架起一张能截住整个河面的江网,起网时,总会网得一些大小不一的活鱼。小路北有一座机器厂;路南有一个小村庄,庄边有一片茂盛的竹林。再东就是农田了。沿农田向南走,从冶坊、乱坟岗边上过去,东北方又有一个小村庄。庄南有一个池塘,池塘中有许多小鱼在游动觅食。池塘的水可从一条小沟下泄至运河。由小沟至路口,再往北返校。全程约需一小时。这是大家极其放松、欢乐的一小时。校内由于老花匠的勤劳,总是花开四季。有年五月的一天雨后,我走出教室楼,见到一片鲜红,原来是盛开的虞美人,至今这红色还印在脑中,每当讲到“霸王别姬”时,就会浮现出来。操场东面有块空地,秋天就会盛开波斯菊,一片紫黄色,也很好看。鸟啼、蝉鸣、虫声以及风声、雨声、读书声,反衬出校园的幽静。

作为寄宿生必须按时作息。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半小时洗漱,然后在操场集合,升旗仪式后,各班整队绕操场跑步三周,再解散,吃早饭。上午四节课,午休二小时,下午二节课,课后自由活动。六点用晚餐,七点至九点上晚自修。九点半熄灯。这连续七年早上跑步,增强了我的耐力。晚饭后若不出去散步,一间宿舍16个同学聚在一起玩乐,很高兴,有时讲鬼故事,吓得大家把腿收到床上,生怕鬼来抓。伙食是由老板承包的。早上是稀饭和咸菜,二节课下来就饿了,争向篱笆外买烧饼油条吃。中、晚餐为米饭和两荤、两素、一汤。所谓荤菜中午是一碗在青菜上铺一薄层肉片,另为四分之一条鱼;晚餐略有变化。饭是尽饱吃,油水却不足。为了迫使老板改善伙食,有时同学们约好多吃一碗饭,没有饭了,大家就敲碗起哄,第二天老板就要加一碗红烧肉作为赔偿。每年五月校庆日,停课,请竞志女中的同学来参加文体活动,中午加餐吃面条,是大家开心的一天。每逢圣诞夜要举行晚会,看同学们自编自演的节目和吃花生、糖果,我在高中同学根据鲁迅诗歌改编的短剧中扮演“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小鬼,脸上涂满红黑油彩,举着旗帜乱摇,很有劲。还曾与同学合演双簧,我们装成矮子,乱说乱唱,逗得大家哄堂大笑,甚是得意。解放后,改为迎新晚会,学生多了,人才多了,就轮不到我登场了。学校每年春、秋季各举行一天田径运动会,也会有加餐。我体育一直是不行的,高三时,参加了4100米接力赛,因在年龄分组上我们沾了光,得了第一名。这是我一生参加的唯一的运动会,竟还得了金色奖牌,是很有意义的。解放后,曾有一度为节省学生费用,降低了伙食标准,取消了荤菜,午、晚饭都只有半砂锅煮白菜,有钱可向老板购买咸菜烧牛肉丝。营养明显不够。这可能不是我们一个学校这样做,中央及时下发了增强学生健康状况的文件,学校将伙食标准提高至每月九万元(旧币),经济困难的同学,可申请助学金。还将老板赶走,伙食由学校自办,同学参与管理,上午课间供应豆浆,周一中午,将周末回家同学省下的饭钱打牙祭,增加一碗红烧肉,伙食总体好多了。生活上还有件趣事,我们寄宿生每年的费用是五石米钱,1948年秋,交了108元金元卷,由于金元卷贬值太快,放寒假时,退给大家的伙食积余也是108元,我们都风趣地说,不花一分钱,白上了一学期。

1947年暑期后,我重读初一。当年人们把学习跟不上留一级看成是正常的事,并不像现今一下就将留级子看死了。所以家人并未责怪我,老师同学也没有歧视我。但在袁老师眼中我却成为一名问题生了。有次历史小测验后,第二次上历史课时让我站起来,责问我为何不交试卷?我一脸茫然,他还说我装得很像,一口咬定我是考不出来故意不交的。我有口难辩,十分伤心。再次上历史课时,他又宣布卷子找到了,我及格了。不知是他真找到了,还是觉得不该平白无故地冤枉人。但这事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男儿当自强,作为一个学生,学习好才会有威信。否则,就像有人丢了钱,首先怀疑是穷人偷的一样。还有一次,我没有交作文,原因是我有一个怪脾气,凡是我不喜欢的作文题就不想写。袁老师严令我补写,我就只能用心写了。袁老师批改后,对我说,写得不错,你还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呢!这虽是带有讽刺挖苦的味道,但却给了我一个启示,我的作文还行,使我从此喜欢写作文,希望得到老师好的评语。我把课余时间也主要用在看文学作品上了,对我以后走上文科专业,这可算是个起点。

因是重读初一,所以英语算是考及格了,其他成绩也上升了一些。不过一开始英语将我害苦了,总从心底害怕英语。以后我花在英语上的时间最多,但对学英语一直没有开窍,又逐渐不及格了,总是50多分,成绩报告单上总有一笺红灯。不过其他成绩上去一些,再也就没有留过级。所以,我是上了七年中学。

复校第二年,学校开始发展。有了正式从上海交大聘来的章质甫校长,师资力量也大为增强。在操场东边盖了座二层楼,命名为胜利楼。楼下为教务处办公室和教室。楼上为教师、学生宿舍。还将饭厅东面原来仅存了个空壳的一座二层小楼修复了,楼上西间作为女老师宿舍,楼上东间作为开始招收少量女生的宿舍;楼下为图书馆,其西是报刊阅览室,东为藏书室。馆长由学说丰富的华山老师兼任,管理员由同学志愿担任。图书馆藏书还较丰富,其中有部王云五主编、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学生文库》,是由同学们捐款购买的。有了图书馆,我经常去看报刊和借书,大大地丰富了精神生活。

1948年春,家母病故,经参与办理丧事后,我顿觉自己已不再是孩子了,自主能力开始有所增强。秋天,教语文的何景瑜老师有次作文课,是让大家写一封信。我就写了给母亲的一封信,向长眠地下的慈母诉说了她走后我自己和家庭发生的变化,表示我开始长大了,让母亲放心。何老师读后,曾给我以安慰和鼓励,更增强了我学习写作的信心和自主能力。

1949年春,在我成长道路上发生了巨大变化。四月二十二日清晨,看到校门外路上不断有不成队列的国民党士兵向南败退,河中也有运送伤兵的船只,原来是解放军过江了。早饭后,同学们陆续离校,我也准备回家去。出校门遇到何老师,他身穿西装,手拎皮箱,要与我同行。他边走边和我聊天,让我家中多准备些粮食、盐、菜蔬。后来方知,他是地下党员,以让我作陪为掩护,便于进城。他解放后叫何刚,是无锡日报的负责人。

家人见我回家,就放心了。我家住在贯通无锡城中南北的中山路新市桥北逸,见到国民党军成队成队地不断南撤。这一夜,我和两个姐姐及弟弟挤在一张床上,惊慌地等待黎明。天明方知国民党军前脚刚出南门,解放军后脚已进北门,没有交战,没有停电,凌晨,无锡毫发无损地就解放了,这与地下党事先做好了迎接解放有关。我大哥王祖荣是地下党员,有一位无锡地下党负责人周晓吾(解放后任无锡市总工会主席、副市长等职)就住在我家,我大哥和他一起参与了迎接解放军入城。我大哥先在苏南区团工委工作,江苏省成立时调农林厅任厅长李明扬(起义将领)的秘书,文革后由晓庄师范离休,2001年病故。

第二天我就返校,学校里很热闹。操场上有一位我校高中学生,原来他是地下党,现已穿上解放军军装,在教同学们扭秧歌。不久,他就随部队南下了。学校很快复课,秩序正常。市里派了党员仲安仁等来当政治教师,带领我们一起走上新生活。五月,我们为新成立的学生自治会搞竞选主席活动,热火朝天,饭厅上层的宿舍窗口张挂着整张床单大的竞选标语。有天早上,遭到了国民党飞机的扫射。幸亏同学们都在用早餐,大家扒在地上,无一伤亡,但饭厅外墙上却留下了敌机发射的弹孔。那震耳的机枪声,和刺眼的强烈光波,使同学们都被吓得不轻,不过我们也算经历了一次战火。飞机远去后,我们就冲出饭厅,飞速钻过东边篱笆,躲进正在灌浆的麦田中。过了好长一回,觉得飞机不会再返回,也就返回宿舍,拿些生活用品就纷纷回家。这次,停了一周课,同学们陆续回来,又恢复正常上课。

暑期里,小姐姐王秀嫣让我和她一起参加团市委举办的暑期乐园。除学习时政外,主要是为当夏江南大水救灾募捐。这是我第一次走上社会活动,既新鲜,又兴奋。

开学后就开始参加团组织的活动。有一次在公花园举办救灾游园募捐活动,我校同学在亭子里进行冰糕、汽水等义卖活动,现场拍摄的一些照片,后来成了校史馆的展品。十月,我被批准成为公开建团的第一批团员,开始担任班干部。

暑期初中毕业,我原本想报考苏州美专,组织上没有同意,让我去苏州参加了为期一个月的由苏南区团工委举办的苏南青年夏令营。夏令营由团工委书记周克直接领导,与同时在苏州举办的苏南教师学习班一起学习土改政策。男生住在谢衙前的私立宴成中学,睡教室地板,吃红米饭,菜主要是笋干,生活较艰苦。但学习安排较宽松,我分在主要是江南大学、教育学院的大哥大姐组成的小组里,相处很融洽,精神愉快。东方威尼斯的小桥流水和元代园林狮子林,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有天晚上,在江苏师院的操场上听了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的马寅初先生的报告,感到很幸运。

开学后,学校成立团总支,我被选为总支少年委员,组建学校的少先队,任大队辅导员,同时还兼任学生会初中工作部部长。这是我学生时代所当最大的“官”,居然“统率”了学校一半的学生。其实我一个毛孩子懂得什么,完全是靠同为大队辅导员的顾雪雪、章慕文老师的照应和学校党团组织及团市委少年工作部的领导(部长为张蓉,后从无锡卫校书记岗位上离休)才得以开展活动。不过我却是将课后的主要精力放在少先队工作上了。除队日活动、发展队员、输送队员入团、办黑板报等日常工作外,我们曾组织过春节与烈军属联欢、在位于太湖之滨的江南大学露营等大型活动。团市委少工部,在寒暑假都要将全市各中小学少先队负责人集中学习,1952年暑期还举办了一个月的(每天一上午)航空模型制作培训班。另外,我还要参加党团组织的活动。每周日晚是党支部与团总支的联席会议,总结上周的工作,研究本周的工作安排,有时会开得很晚,我就瞌睡了。由党支部书记老师将工作安排关照秦雨?G校长(无锡名人)实行。寒暑假也总有集训要参加。1951年暑假,让我参加了主要为培训建区干部而举办的市党校第三届党训班,以学习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为主。我学得很认真,使我对中国现代史有了最初的知识。有时还要去市里参加临时召开的会议和活动,晚上要走回学校,深夜才能睡觉。这使我经常缺课和缺少自修的时间,我又不能吃苦,该死的英语又让我用很多时间去死记硬背,还总是不及格。不争气的身体又经常发烧、拉肚,特别是得了疟疾,一累就发作,有次发作时,我发狠超大量服用奎宁,终于将疟原虫杀灭了。(事后才知道这是很危险的,过量服用奎宁,可能会中毒而致死。)作为学生成绩不好确实是很有压力的。不过这些学生工作、社会活动也是我人生路上的好经历。我及早接触到社会,对我以后认识社会、走上社会工作是很有帮助的;由于经常缺课,每次月考,我就利用三天停课,自学课本、例题,再选做几道习题,居然亦能应付考试,这就使我有了一定的自学能力;由于当辅导员,使我有志从事教育事业。

进入高三后,组织上考虑到我的学习状况,免去了我的所有社会工作,希望我把学习搞上去,我开始认真学习了。这时学校已改名为市三中,秦校长事前就已调任市图书馆长,老师也调市里工作(后从无锡市教委主任岗位离休),是谁继任他们为校领导,我因不关心,也就记不清了。当时有些同学由于轻视英美,英语成绩下滑,我却每天早饭后去王光照老师卧室,请他为我补15分钟英语,日积月累,我的英语成绩上去了。有次小测验我考了一百分,不仅自己高兴,老师也高兴,期终考试终于消灭了红灯笼。这一年平静的学习生活,开始感悟到我不适宜当干部,还是当个平头百姓的好。所以我在后来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运动中,没有随之大起大落。可是由于前两年英语成绩太差,高中英语总平均59点多。按规定有一门课程不及格,就不能毕业,只能肄业,待一年后补考及格了再补发毕业证书。就这样我读了七年中学,最终还是以同等学历报考的大学。所幸的是我高考成绩尚可,以第一志愿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已经上了大学,就没有再去补考。

我虽然没有高中毕业文凭,但却以较好的成绩获得了大学毕业文凭,分配在高校任教,在教学、科研上还多少取得些成就。这一切都与我上了七年中学,遇上了一批好老师、好同学有关。

当年私锡中名师云集,如教地理的李长傅老师是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教授,著作甚多,丁文江主编的我国第一本《中国地图》,校对为李长傅。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的《中国文化丛书》就收有他的《中国殖民史》。他上地理课往往有自己的亲身游历,很受同学们的欢迎,1952年调开封师院任教。继老师任教地理的沈健老师,是解放前浙江大学地理系为数不多的毕业生,他教我们世界地理,并总复习地理,为我们高考增加不少分数。薛天游老师精通数理,他教我们范氏大代数,连我这个差生也能喜欢学。他曾问过我们,进城时数过一路上共有多少根电线杆?会上、下铺下棋吗?希望我们平时多观察、多用脑。可惜他1952年亦调任扬州师院物理系主任,未能接着教我们物理。张伯奇老师是著名的生物学家,《中学生文库》就收有他的著作,他上课,虽是板书多,讲得少,但我们抄了一遍,就将基本知识掌握了,最令人叫绝的是临高考总复习,他说去年考了血液循环图,今年很可能会考神经反射图,让我们一定要会画这张图,结果高考我们都多得了十分。焦二如老师教我们几何,也是让我喜欢学的,最厉害的是在数学总复习时,完全能抓住要领,高考大多考题类型是他曾复习过的,大家数学得分亦不少。李延秋老师,中文底子深厚,课文讲解深透,批改作文认真,能引导学生将文章写好,我喜欢看他写的作文评语。老先生喜欢喝点小酒,有次上作文课,同学们在下面写,他坐在上面批改作文,时不时地端起一把小茶壶喝一口。我砚台没有水了,上去想要一点水,他小声说是酒,我们师生俩会心地一笑。周正谊老师是复旦中文系毕业的高才生,年轻有为,教我们中国近代现代史和社会科学基础知识,深受同学们爱戴,1956年他考上了胡乔木唯一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生,可惜因病英年早逝。王光照老师是一名教了多年的英语老教师,他无偿为我补习一年,就是他师德高尚的范例。华山老师清华出身,是一名既能教英语又能教历史的老教师,他教我们世界史,曾说:不管你们是否能看懂,但人名地名我一定要写英文。这不是在故弄玄虚,而是更引起我们要用中文牢记相关的人名地名。他为我们总复习历史,能抓住重点,而且要求极其严格。有一次测验,填充要求写北京猿人,我为了显示自己,特意写了北京人。老师在讲评时着重批评说:写北京人一定要加上引号,否则就是现代的北京人,以后不要再弄巧成拙。还有一次填充我确不定这人物是春秋还是战国时的,就耍滑写春秋战国。又一次被老师严厉批评,春秋战国长达数百年,岂容含混!这两次批评,使我记住治学一定要严谨。老师还从事宋史研究,在《文史哲》发表多篇论文后,调往山东大学历史系任教,成为著名的宋史专家。受老师的影响,我们这一届同学有七名上了历史系。鲍涵泉老师教体育,将全校的体育活动开展得热火朝天,1952年也调至上海任大学教师。章慕文老师,擅长油画肖像,全市大游行时,我校抬着他画的巨幅毛主席像,很有气派。仲安仁老师原为江苏社教学院的地下党员,解放后任我校党支部书记,兼教政治,辛勤办学,平易近人,关心同学,至今常有同学回无锡去看望他,他也常问起我在徐州可好。其他诸位,无论是教过我们的,还是没有教过我们的老师、职员、工人,和同学们的关系都很融洽,都曾给过我们不少帮助。

同学们大都知道努力学习,学风较好,团结友爱,对年幼体弱的我更是关爱备至,他们身上的长处让我终生受益。毕业后不少同学考上了清华、北大、交大、复旦、同济、上医、南大、南开等名校,成为著名的专家学者。如诸国本同学,北方泉人,家贫,完全靠助学金生活。他学习工作都很出色,任学生会主席,爱好文学,才思敏捷,文笔流畅。我与他曾同桌、上下铺,对我影响较大。他曾友善地批评我,既然喜欢历史,成绩也不错,就为什么不能考一次一百呢?这是在引导我做事要尽力求得圆满。还有次临睡前,说他总要想想当天的学习、工作和考虑一下明天的安排。这对我有着深远的影响。他毕业后考上了复旦新闻系,任了校学生会主席。我还有许多好同学,恕不一一列举。

总之,这七年的中学生活,是奠定了我人生基础的至关重要的阶段,我从一个依恋家庭的无知少年,成长为开始知道上进的青年,走上了有所作为的正道。所以,我曾在古风《重逢少年同窗》起首说:“漫漫人生路,起步羊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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