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内忧外患 爱国心忧天下——从仕途到杏坛的唐文治
   文治研究   2017-11-29   124 【编辑:校办 来源:朱晓蓉】

【摘要】

以家国为基础,以文化为载体,以责任为目标,是唐文治毕生恪守的爱国思想。本文从唐先生为官时说起,讲述了他内政上及时针对时弊阐明变法救世的论见,并以慷慨激昂的奏折付诸行动;外交上以出洋的见闻为基础,坚守自己做民族脊梁的外交立场,竭尽全力做到维护国权。最后讲述了他弃官从教,注重经典诗文的诵读,对青年学子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并以我校在唐调传承上的教育实践来诠释着他的爱国热情。

【关键词】

唐文治 爱国思想 唐调传承

 

在列强诸国对华侵略行径日益猖獗肆虐之时,清王朝的昏庸统治日益腐败没落之际,诸如唐文治这等忠公为国之人,以一己匡扶社稷的爱国热忱,以图生发出回天之力。

一、识时弊 万言救世

唐文治由学而仕,是自户部伊始的。初入户部的唐文治颇为闲散,但向来为事讲求勤谨认真的他却没有一点苟且度日之心。在拜师求学于翁宅的同时,他也坚持全力以赴做到“趋公勤慎”,不耽误任何到部视事的公务。适值中日甲午海战爆发,风声鹤唳;又逢妻子亡故,其母胡太夫人亦卧病在床。国祸家难让他忧愤难平,“目击时艰,颇怀愤懑,耿耿愚悃,图报无阶”,便不顾自己职位低微,冒着低职小官妄言国家大事可能触忤权贵的风险,历陈己见,便于1894年冬月上《请挽大局以维国运折》“计万余言”,阐述了“最为急切急于施行”的8项“时事”。[1]半年之后,当清政府派李鸿章赴日本马关议和并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时,各省在京师会试的举人在康有为等人的带领下实行“公车上书”, 唐文治又主动为江苏会试举人撰写了《上察院呈》奏章,力谏满清朝廷拒签割让台湾、赔款两亿两白银的丧权辱国之约。

晚清政局腐朽没落,有识之士的努力往往无济于事,唐文治的遭遇也不例外,万余言的封事呈上有如石沉大海,换来的只是“惜两行痛泪无补时艰”,慷慨激昂的《上察院呈》呈上之时也正是和议已成之刻,又只落得“痛心曷极”。然而他屡次上折的壮举,将其救国救民的伊尹之志显露无疑,他秉笔直书的气概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让他在京师名噪一时。大家交口称赞的是唐先生字里行间透出的忠公体国的苦心,惊叹的是他大展经纶的才干。值得注意的是,在《请挽大局以维国运折》中,他披肝沥胆条陈的8项急于施行的“时事”,即与后来康梁“公车上书”的种种主张不谋而合,并且这些变革意见在康梁之前早半年有余即已提出,可见其开时代之先的胆魄,却鲜为后人所知。在此折中,唐文治针对其时中国之“积弱”、“宿弊”,表达了要求革新政治的强烈愿望:“为政不行,必变而更化之。方今中国之积弱,非一朝一夕之故,苟非举宿昔之弊一切扫除而更张之,则万不足以固邦本而御外患。”在实行包括内政、外交、军事、经济、用财、选才等方面的全方位变革的同时,唐文治还就其时中日战争中国如何“用兵”之事提出了见地甚高的建议。此折奏上后,深得翁同龢等人的激赏,名其为“万言疏稿”,翁氏还“手自抄出数条”, “沈子培师及京中诸友,均传诵此文”,引起不少识者的共鸣。然而当事者未能采纳,“惜两行痛泪,无补于时艰也”。也正是通过此折,使其时正被光绪帝起作大用的翁同龢认识到了唐文治可堪大用。于是在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夏,在他的授意下,唐文治被调派为户部云南司帮主稿。半年后“学习期满”,又因翁同和考语赞其“人品端方,趋公勤慎”而“奏留”云南司。[2]

唐文治进入官场之时,国事日渐艰危,政治日渐腐朽。自古以来王朝没落之前,那些为官做吏者,大多呈现的是一副昏庸无道、浑噩度日的形象,只有极少数贤达力图变法,疾呼救治,晚清的官场也不例外地在这种氛围中。而唐文治就是那极少数的振作者,他不甘沉沦,不管自己位卑言轻,毅然将拯救民族危亡的大任地抗在自己的肩上,几次上折力图唤醒当时的统治者。《请挽大局以维国运折》带给他的不过是“两行痛泪”,但是这样的结果不但没有摧折他忠诚护国的心志,沮丧他匡时救世的意志,反而坚定了他变法图治的决心。

从此而后,他想方设法,及时针对时弊阐明变法救世的论见,并以慷慨激昂的奏折付诸行动。在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掀起的维新变法运动得到了清廷军机大臣翁同和等人的支持。同年二三月间,唐文治也先后呈奏 《谨弹血诚以维国脉》折、《请停止搜括之政片》折和代拟《谨陈管见以固人心》折 , 主张“仿欧洲各国之例,集思广益,折衷舆论”, 并极力反对贪污、搜括和专制。戊戌变法失败后,在六君子喋血菜市口、翁同龢也被革职回乡之时 , 唐文治不怕受牵连亲自到正阳门车站为翁送行,“黯然而别”。

二、入外务 维护国权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唐文治调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工作是翻译电报、收发文件信函。在这里的工作,使唐文治的外交阅历不断丰富,也令他的国际知识不断增长。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7月,作为赴日专使户部侍郎那桐的随员,唐文治被特命出使日本交涉义和团运动期间日本书记生杉山彬被害的善后事宜。在这样的乱局中,唐文治忠公体国、不畏艰险、敏慎处事,过人的才能深受户部和总署大臣的赏识,也日益得到重用。

自日回国后,第一次走出国门看世界的唐文治,因使日“劳绩”得到“奏保”,“奉旨赏加四品衔,以主事遇缺即补”[3]。原任六品主事这是办事官员身份,升迁后的四品员外郎属于大臣身份,因此这次官衔的提升显得尤为重要。就在这时(1901年冬,清光绪二十七年),朝廷鉴于外交事务的重要性,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设为班列六部之首的外务部,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专门负责外交事务的中央机构,由庆亲王亦劻担任管部王大臣。凭借自身的外交上的阅历和知识,唐文治随之被调入外务部,旋补外务部榷算司主事。自1902年起,唐文治开始专任外务部官职,不再在户部兼差了。

在晚清的外交政坛上,唐文治由一名小章京到在外交上颇有倚重的高级部员,个人的仕途固然相当顺畅,但是其时中国的“弱国外交”,却使他对近代史上中华民族的辛酸苦涩有了极为深刻的体会。即使如此,立志为民族大益做“守正不阿慷慨激昂之士”的唐文治,仰仗自己的勤慎,更得益于自己的气节,无理在与强横的洋人打交道时,运用国际公法等外交知识,践行自幼即铭刻于心的孔孟训言,坚守自己做民族脊梁的外交立场,以一身的浩然正气,奔走御侮,竭尽全力做到不辱使命。

就在唐文治完全离开户部而调补外务部榷算司主事不久,组建不过半年的外务部在处理外事时,碰上了一件令那些颟顸的外交大员们颇感棘手的交涉事务。其时《辛丑条约》刚刚签订,清王朝为了整顿关税,作出了凡进口洋货均实行“值百抽五”的决定。由于葡萄牙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没有收到任何损失,找不到半点儿借口在“庚子赔款”中分得一杯羹,而中国关税改革使葡商在华利益受值百抽五的削损,于是值有关澳门辖地的“中葡界约”到期须改修之际[4],葡国借机向中国实行敲诈,“词气强硬坚决”地声明,须将广东界内的大孤岛、小孤岛等邻近澳门的岛屿悉数划入葡属澳门界内。面对葡国公使的“籍端要求”,外务部各党与丞参们竟一时计无所出。此时唐文治挺身而出,凭借自己多年勤苦钻研而熟知的有关国际法律知识,从容告示“此事不难应付”:按中国舆图,大孤、小孤诸岛从来不属澳门管辖,也绝没有“此岛属于彼岛”的先例。对此原先订定的中葡界约已明确划清界限。如果说大孤、小孤等岛屿与澳门有什么联属关系,为什么当初订约时葡国没有任何争论?现在情况并未发生任何变易,就必须遵守旧约二“不必更改”。至于关税实行“值百抽五”,则各国一律,“与分界毫无关涉”,葡国更不得将风马牛不相及之事横拽硬扯在一起而提出非理的“要求”。一番义正辞严的辩驳,让醒悟过来的外务部要员“大喜”,并“立促”他拟稿“照复”,断然拒绝了葡萄牙的无理要求。数日后,葡国驻华公使馆传出消息,葡国公使“接复照后”竟“气忿成疾”,并对近来中国方面外交办事何以竟能如此强硬而不明就里。通过此次交锋,唐文治用时事明确地告知有关官员:“交涉事终须援据公法,准情酌理,不独对于弱国当然,对于强国亦宜如此。彼自无理,焉能不折服乎?”[5]

如果说与葡萄牙的交涉显示出以睿智维护了国家主权,那么,在两次出使异域期间,唐文治于有关场所表示出的态度,则显示了凭气节争得了名族声望。[6]

在两年之内前后两次出洋处理有关外交事宜,唐文治均因“劳绩”而在归国后得到提升:第一次出洋归国“赏加四品衔,以主事遇缺即补”;第二次出洋归国“以知府记名简放”。这种令同僚羡慕的结局,自然归功于他个人勤慎趋公、忠公体国的秉性,令后人赞佩的事情,却是他在外事活动中表现出的“行己有耻”、“无畏有威”的国格。如第一次使日期间,虽然他的身份只是一个“道歉专使”的随员,但唐文治始终把握住一个外交使节应有的御侮守正的气概。在一次招待宴会上,他对日方款以充耳的靡靡之音颇感不满,作为一种酬答,他昂然而立,气宇恢宏地高声朗诵岳飞的《满江红》,铿锵有力的诗句和慷慨激昂的神情,令在座的日方官员为之气短。第2次出洋期间,唐文治遇上了类似的既需胆略又需策略来应付的场面。那是在英国时参观伦敦图书馆。此次参观,留给唐文治印象极深:馆中“书架积长32英里,庋藏各国今古图籍300余万种”。其中“东方书籍分中、日两大部,中国典坟,虽不尽备,然亦十得七八。殿本《图书集成》、《西清古鉴》皆有之”[7]陪同唐文治等人前往的英方翻译是法国籍微席叶。该氏见唐文治对是馆藏书大加赞美,即面露骄色地问唐文治:“中国素号文明上国,今先生来游是邦,见欧洲识字人多乎?抑中国识字人多乎?”面对这种颇含他意的问语,唐文治当即应答:“欧洲识字人固多,然中国识字人贵在躬行实践。譬如仁、义、礼、智,必有此四者,方可谓识仁、义、礼、智四字。奸、邪、恶、逆,必绝此四者,方可谓识奸、邪、恶、逆四字。我中国此等识字人固少,谅欧洲亦不多耳!”[8]一席话说得那位洋人无语以对,傲色倏失而愧色顿起。[9]

三、重吟诵 诲人不倦

如果说为国家命运在屡次上折中求变图治是不畏权贵,为国权和名誉在外交事务上御侮守正是不惧强敌,那么作为教育家和国学大师身份的唐文治先生,又以另外一种润物细无声的独特方式在诠释着自己的爱国热情。

唐文治十分注重经典诗文的教育。经典诗文不单语言精炼优美,并且意蕴深远,意境动人,是对青年学子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青年学子高尚的道德情操的重要教材。通过诵读祖国大好河山和美丽风光的经典诗文,青年学子能充分感受到我们祖国江山如画,因而激发他们作为炎黄子孙的自豪感,使树立他们高远的志向和博大的胸怀。通过诵读抒发乡情、亲情和友情的古诗文,可以培养学生爱祖国、爱家乡、爱长辈、爱亲朋的高尚情感。

唐文治十分重视古诗文吟诵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创造了富有特色的吟诵腔调——唐调。当时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着上海的唱片公司录制的他吟诵古诗文的唱片,今天它作为无锡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将申报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宋代苏东坡有云:“三分诗,七分读耳”。美读能“由声入情”,令人充分领略到作品情味,并用声音展现出它的意境美。儒学经典要追求用这种“美读”缔造充满魅力的课堂,从而使今天的学生人人热爱语文、乐学语文。

唐文治先生长校的私立无锡中学是我们无锡市第三高级中学的前身,因此对我校来说是责无旁贷的是,传承好唐调这个我国保存最完好、容量最大的古代吟文调。2010年,无锡市人民政府公布唐调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也确定我校为保护责任单位。同年3月16日,在唐调代表性传承人、江苏省语文特级教师徐忠宪的指导下,三高中唐调学习小组正式成立。学校开设了初级课程的教学,半年后24名同学掌握了唐调吟诵的基本技艺,经逐一考试,成绩合格,学校给他们颁发了《唐调学习证书》。2012年10月26日,由三高中高二学生组成的无锡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唐调学习小组举行成绩汇报会,登台表演了配乐齐吟《诗经·关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和独吟《礼记·大道之行也》《楚辞·湘夫人》,并合唱了唐文治先生作词的无锡国专校歌《为万世开太平》。无锡人民广播电台、无锡教育电视台、《江南晚报》等媒体的记者现场采访报道了这场中华传统文化特色浓郁的表演。这是近63年来无锡市的首次唐调吟诵专场表演,也是解放以来无锡国专校歌首次在锡城舞台唱响。汇报会由德育处副主任李祖伦主持,校领导周静忠、周宏俊、徐晓丰出席,部分师生观摩了演出。徐忠宪老师在演出前发言,介绍了唐调小组的学习、活动情况,并播放了唐文治先生长孙女唐孝纯教授今年6月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寄语唐调小组同学的讲话录音。周静忠校长在演出后讲话,表扬了同学们学习唐调吟诵的成绩,表示学校将继续努力保护、传承唐调,彰显校本文化特色。

观先生一生,为官、兴学、从教,均体现出一个胸怀伊尹之志的文人对国家未来与命运不懈思索并探索践行,以及作为一个学识渊博之人对延续中华文明的远见与抱负。

 

本文在2017年11月“江苏省普通高中课程基地促进育人模式转型”研究成果评选中获二等奖。



[1] 唐文治:《请挽大局以维国运折》,《茹经堂奏疏》卷1,第19-57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

[2] 余子侠:《工科先驱 国学大师——南洋大学校长唐文治》,山东教育出版社,第33-34页。

[3] 唐文治著,唐庆诒补:《茹经先生自订年谱正续篇》,第40页。

[4] 此条约当指1887121签订之《中葡北京条约》(亦称《和好通商条约》),共54款及《会议专条》款,主要内容包括“属澳之地”的说明。

[5] 唐文治著,唐庆诒补:《茹经先生自订年谱正续篇》,第42页。

[6] 余子侠:《工科先驱 国学大师——南洋大学校长唐文治》,山东教育出版社,第42-44页。

[7] 唐文治著,唐庆诒补:《茹经先生自订年谱正续篇》,第43页。

[8] 唐文治著,唐庆诒补:《茹经先生自订年谱正续篇》,第43-44页。

[9] 余子侠:《工科先驱 国学大师——南洋大学校长唐文治》,山东教育出版社,第46-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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