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德树人 永葆国粹——有感于唐文治以文育人思想
   文治研究   2017-11-29   104 【编辑:校办 来源:丁海燕】

摘要:唐文治被后世誉为“国学大师、工科先驱”,这既是对他在国学研究方面的肯定与赞扬,更是对他杰出的育人办学能力的赞颂。纵览唐文治的办学历程,我们发现无论社会如何风云激荡,办学如何步履艰难,被儒家文化浸濡颇深的他始终高举传统文化的大旗以教书育人、振兴社会。这对于现下从事教育的老师,尤其是从事语文教育的老师很有反思价值。

 

唐文治被后世誉为“国学大师、工科先驱”,这既是对他在国学研究方面的肯定与赞扬,更是对他杰出的育人办学能力的赞颂。1907年,唐文治就任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上海交大时名)监督(即校长),他甫一上任就对学校进行一系列改革,给上海交大赢来“三好学校”( 即科学好、中学好、体育好)的好名声,使全国有志于学习工程技术的年轻人争相慕名而来。1920年,唐文治辞去上海交大校长之职,转身来往无锡,创办无锡国学专科学校,并主持该校长达34年之久,为我国培养出了众多国文根基坚实的文史人才,如被称为“唐门五杰”的王蘧常(“唐门状元”,历史学家、诸子学专家、文学家)、唐兰(古文字学家)、吴其昌(“唐门奇才”,在历史学、文字学及金石学方面均有建树)、蒋天枢(古文史家)、钱仲联(文学史家)以及著名“红学”专家冯其庸等。

纵览唐文治的办学历程,我们发现无论社会如何风云激荡,办学如何步履艰难,被儒家文化浸濡颇深的他始终高举传统文化的大旗以教书育人、振兴社会。这对于现下从事教育的老师,尤其是从事语文教育的老师是很有反思价值的。在现今的教育制度下,虽然语文学科是唯一一门沿袭古代传统教育的学科,也因其母语教育的关系一直被教育部门放在举足轻重的位置,但众所周知,因各种原因,语文学科的身份很尴尬,甚至我们还会时常看到关于是否要学习文言文、学习古文化的问题探讨。也许我们今天可以从唐文治治学办学的经历中得到一些启示。

一、存汉字、葆国粹

1907年农历九月二十二日,唐文治抵达上海徐家汇就任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监督职务,半年后,即于1908年3月就重新制订学堂章程、办学宗旨和方针。他在《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章程》中提出办学的两个基本目标:一是造就学以致用、振兴中国实业的专门人才,二是“极意注意中文,以保国粹”[1],同时他采取具体措施,加强上院各专科和中院、外院(又称“下院”)的国文教学。

唐文治之所以提出“极意注意中文,以保国粹”的办学目标是有时代因素的。彼时的中国刚被迫打开国门,西方先进的科学文明震醒了许多国人的强国梦,他们发现他们曾经引以为傲的中国文明是如此的不堪一击,愤而决定抛弃传统,潜心西学,以重振中华,于是在各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学西反中运动,文化界则开始宣扬废除汉字。睿智的唐文治深以为不然,他指出学习和普及国外的先进科学文化完全可以使用本国语言,当年美、日等国如此,中国亦然,更何况汉字是我国历朝记载历史、治理国家的工具,已经和中国人的认知融合在一起,“今日人心不死,道德之攸归者,皆文为之也”。[2]

在唐文治看来,中国的强大离不开大量科技和实业人才,要把西方的各种学问吸收到中国人的学问体系中来,但同时国家的强大也离不开人的较高的道德水平和良好的社会风气,而“古圣贤之学,体用兼该”,所以不能放弃“保存国粹”的传统国学教育。

唐文治在上海高等实业学校(即上海交大)身体力行地参与了“国文”设科地教育探索与教学改革。为加强对学生的国学教育,他不仅亲自授课,还聘请了他的弟子李颂韩(1871-1927,曾任清政府外务部法部主事,后入商部任职,与唐文治相知颇深。)为国文教务主任。在唐文治的经营下,上海实业学堂的国文教育非常有序和有效,1908年,上海实业学堂增设了国文补习科,“又愈年,爰有国文大会之设。又愈年,爰有国文研究会之设。又愈年,爰有讲秦汉诸子之议。又愈年,爰有讲周易孟子诸经之议。”[3]在此期间,他亲自编写了《国文大义》、《古人论文大义》、《尚书大义》、《大学大义》等多本教材,目的让学生懂得国文“升降之源流,宗派之递嬗(变迁),阴阳刚柔之变迁,神理气味之原质,要自有微言大义之所在。”[4]

唐文治本人对汉字的尊重和极力保护,使得中国的年轻学子正视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让汉字成为学习先进技术文明的工具,同时也传承的中华自古以来的文明。唐文治领导的交大国文教育不仅振兴了交大的学校发展,也为中国工科界提供了相当多的人才,振兴了中国工业的发展。

二、学为师、身为范

唐文治生于清末(1865年),六岁时入私塾,十岁已读完《孝经》、《论语》《孟子》《诗经》《尚书》,不仅习得经书中的所有文字,并全部记诵熟。他十五岁(1879年)时考中秀才;16 岁入州学,师从太仓王紫翔(理学家)研读性理之学及古文辞;十八岁(1882年)考中举人;21 岁进江阴南菁书院,受业于黄元同(经学大师)和王先谦,从事训诂学;二十八岁(1892年)时考中进士。少年时期的求学经历为唐文治的传统文化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正因为如此,唐文治在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大)任职时,虽然遭遇教师讲经苦无善本和学生读经苦其难的情状,但唐文治毫不退缩,于公余之暇亲自编写了《国文大义》《古人论文大义》《国文阴阳刚柔大义》等国文讲义,以用于高等学校教学。

1920年唐文治赴无锡创办国学专修馆,这期间他坚持要求学生读“元典”,所谓“元典”,即“一个民族跨入文明门槛以后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而确立下来的对民族文化的发展具有规范意义的典籍。”[5]如《十三经读本》《史记》《资治通鉴》《通典》《段注说文解字》等,基本囊括了传统的经史子集中重要的元典性著作。在无锡国专,对国学重要典籍的阅读研修,如文字、训诂、音韵等方面的学术训练一直占较多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安排比重,这也是无锡国专能够培养出一大批既有厚实的国学功底,又有宽广的文化视野的国学研究和文史教育人才的重要原因。无锡国专早期学生钱仲联曾在总结国专的教学特色时说:“教学方面重在教古籍原书,教学生掌握基本知识。即使编教本,也选录大量原著,结合理论,不是那种通论式的东西。”[6]

唐文治一直坚持授课,即使后来他双目不能看书识字,也依然坚持背诵授课。唐文治讲授国文时并不只局限于基础知识的灌输,他的重点在于对学生敦品励节,这也体现了他一贯坚持的办学宗旨:通过学校教育传承民族文化,振兴民族精神,提高国家实力,也所谓“正人心,救民命”。如他在讲授《诗·小雅·棠棣》这篇文章时,首先指出这首诗的写作缘由——周公惋惜、伤感管叔蔡叔不能兄弟和睦、以乱王室最终被诛而作。接着逐句逐层讲解,疏通文意,逐句讲解使课堂条理清晰,讲解的过程中他还涉及到了汉字训诂、写作背景、写作手法等基础知识的传授,如起连转结的行文结构、“阋”的意义考据等。最后,他用一半的篇幅来着重分析诗歌的主题,旁征博引,论述自古以来兄弟就像人的手和脚一样,兄弟不睦如同手足相残,是“自毙之道”,只有兄弟和睦才能使家兴国兴。

三、树文品、立人品

有人的地方,就有交流沟通,有社会的地方,就需要记载传递信息,这些都与写作相关,所以唐文治在办学中尤其注意对学生写作能力的培养,他认为不仅在学生启蒙时要通过国文培养学生的人品,还要让学生的孝悌道德和文雅辞藻一同长进,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才算真正成才,所谓“蒙以养正,端重斯文,孝弟人瑞,丽藻彬彬,不文者蠢,能文者兴。”[7]

唐文治少年时曾师受太仓名师王祖畬,王曾有言:“文虽艺术,而人品学问,皆寓其中。”唐文治可谓深得此言精髓,他言“人之于文,形之与影也。人格之于文格,相须而不离者也。余尝有言:凡文之博大昌明者,必其人之光明磊落者也;文之精深艰卓者,必其人之忠厚笃实者也;若夫圆熟软美,则人必巧滑而佞柔;叫嚣凌乱,则人必恣睢放荡而无秩序。……故曰人格之于文格相须而不可离也。”[8]所以他要求学生修道德品行,扩充正气,这样才能做天下第一等人,才能写出天下第一等文,“自古以来未有性情不正、气质不纯而其文能信今而传后者”。    

唐文治对国文的认识基本继承晚清桐城派古文的文论体系,并和晚清桐城派古文大师、著名散文家吴汝纶交好,他非常赞同吴汝纶关于国文的一个观点:“文者,天地之精华,牢笼万有,靡所不赅。”他在所编教材的《例言》中说到:“兹编圈点,不概从古人,大抵才篇则注重于才,气篇则注重于气,神篇则注重于神,此外则全在精神线索处,读者当分别观之。”他认为国文写作虽然有章法可依,但要灵活运用,不可以拘泥于章法,所谓“必先潜研乎规矩之中,然后能超乎规矩之外”;“神于法而不拘于法,则成文中圣手矣”。(《国文经纬贯通大义·自叙》)

在唐文治看来,学生学习国文,不仅仅是要学会如何欣赏国文、写作国文,还应该要实现更高层次的育人目的。所以在其编写的教材中有大量渗透儒家思想道德的选文,唐文治在给其评语时也注意时刻顾及道德因素。如他从孝文化层面评《诗经·蓼莪》曰:“此诗朱子谓人民劳苦,孝子不得终养而作……余谓此诗传神全在数‘我’字。‘我’身,父母之所赐也,其何以报父母之德乎!”又如评《孟子·伊尹割烹》章:“此文以尧舜之道作主,以‘吾’字‘予’字作线索,皆有挺然自任之意,则其身之贵重于天地间为何如。故曰‘归洁其身而已矣’。凡人生当世,必当为天下第一等人,然有任圣之志气,必须有任圣之道德学问,徒放言高论无益也。愿吾国之学者勉之。”这是借古籍在教导学生肩负起家、国、天下的责任。(《国文经纬贯通大义》)而这正是唐文治先生对于唐文治先生对于学校培养人才要“崇尚道德”的一贯思路。

 

本文在2017年11月“江苏省普通高中课程基地促进育人模式转型”研究成果评选中获三等奖。



[1]唐文治:《咨呈重订章程和宗旨》,见《唐文治教育文选》,刘露茜、王桐荪编,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8-19页。

[2]唐文治:《<工业专门学校国文成绩录>序》,见《茹经堂文集·二编》卷五,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

[3]唐文治:《<工业专门学校国文成绩录>序》,见《茹经堂文集·二编》卷五,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809页。

[4]唐文治:《古人论文大义·诸言》,见《唐文治文选》,王桐荪、胡邦彦、冯俊森等选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2页。

[5] 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及其近代转换》,《中国文化讲习录》,郭莹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2页。

[6] 钱仲联:《无锡国专的教学特点》,《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九辑。

[7] 唐文治:《<工业专门学校国文成绩录>序》,见《茹经堂文集·二编》卷五,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

[8]唐文治:《<工业专门学校国文成绩录>序》,见《茹经堂文集·二编》卷五,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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