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之路,勤字当头——唐文治治学精神的启示
   文治研究   2017-11-29   106 【编辑:校办 来源:徐䶮】

摘要:自古以来,不知多少圣贤在治学时提及“勤”字的重要作用,而近代国学大师唐文治先生就用自己的一生,为现代学生阐释了“求学之路,勤字当头”的重要意义,他用自己的治学精神于言传身教中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的中国学子。借着对唐文治先生治学精神的研读,“勤”字以生动的轨迹再次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令我们沉思这个古老汉字所承载的所有意义,在当代,也在未来。

关键词:唐文治 勤 治学 教育

 

唐代颜真卿在《劝学诗》中道:“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求学之路,路漫漫,“勤”字在这漫长、崎岖的道路上的确发挥着重大的作用。自古以来,不知多少圣贤在治学时提及“勤”字的重要作用,而近代国学大师唐文治先生就用自己的一生,为现代学生阐释了“求学之路,勤字当头”的重要意义,他用自己的治学精神于言传身教中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的中国学子。

一、少年茹经,“勤”字当头

1910年7月,唐文治亲自制定了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时名为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的校训为“勤、俭、敬、信”四字。其中,“勤”字当头,他对于此字这样解释:“吾辈生于今世,聪明不如人,智慧不如人,武力不如人,以致国势更不如人。……诸生今日宜昼夜为之,若不能勤,将无以生存于世界之间。”[1]诚然,这是针对当时中国救亡图存的紧迫现实来立训的,但是“勤”之一字在这位国学大师的一生中已经融入骨血,贯穿于他的治学之路始终。

唐文治先生出生于一个重视子孙接受儒家教育的家庭之中,从呱呱坠地伊始就注定了“勤”字将伴随他终生。唐文治6岁启蒙, 8岁时已经读完《孝经》、《论语》、《孟子》三部重要的儒家经典。至其14岁,当时随父亲在苏州的方益斋家读书,他已经完成“五经”的全部学业。唐文治能够在这六年间完成多部儒家经典的诵读及理解,不能不说是勤奋苦学的成果。“勤”字在他少年夯实经学基础的道路上已经留下了深深的印记。16岁时,唐文治跟随父亲在上海郑氏塾馆中读完了《公羊传》、《谷梁传》以及《史记》,并开始学作古文。至此,在唐文治正式拜师受业于名儒之前,他已经用“勤”字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老子》有云“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唐文治少年茹经,以“勤”字当头,勾勒出了他毕生治学精神的粗浅轮廓,也构筑起了未来国学大师这座丰碑的坚实基底。

1881年春,唐文治时年17岁,回到太仓,在姨夫黄浚之的介绍下,正式拜师受业于太仓名儒王祖畬(号紫翔)先生门下,每隔三四日就到王先生处听讲一次,其余时间由自己支配进行阅读、钻研。王祖畬先生是唐文治一生求学之路中所拜的第一位名师,对其影响极深。王祖畬先生一直教导唐文治,应恪守“勤”之一字,以“勤”自勉,积蓄能量。在这期间,唐文治认真阅读了先生推荐的汪武曹的《〈孟子〉大全》、陆清献的《三鱼堂集》以及《唐宋文醇》、《熊钟陵制义》等,进入探求理学的学习阶段,而由于他“日夜淬厉于性理文学”,而能够“初知门径矣”[2]。并且,他还充分规划好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制定可行的读书计划,分日阅读《朱子小学》、《近思录》、《性理精义》、《学蔀通辨》、《程氏读书分年日程》等著作,且抄录了《王学质疑》及《明辨录》仔细阅读,收获颇多。经过多年的知识积累,这时的唐文治再读8岁时已能诵读的《孟子》,已然体悟更深。于是通过摘录《〈孟子〉大全》中诸位先儒的真知灼见以及老师王祖畬的笔记,他将自己的感悟融入其中,开始写作《读孟札记》,理学研究进步显著。及至18岁,唐文治跟随父亲前往金陵参加乡试,以第20名的成绩一举中的,取得了“举人”的身份。面对儒学的浩瀚典籍,唐文治不断用实际行动演绎着“勤”字,因为现实告诉他,治学就应当有这样的精神。

唐文治在20岁的时候开始进行经学研究,以研读《周礼》《仪礼》《尔雅》作为解经学习的起步。接下来,唐文治进入到又一个勤学苦读时期,这是他求学之路上极为重要的一个阶段,于他治学精神的形成与完善存在着紧密的联系。1885年春至1888年底,他在南菁书院一共研修学习了整整四年,除1886年春前往礼部赴试不售外,一直茹经不辍,以勤自勉。在南菁书院期间,唐文治主要受业于两位经学大师黄以周(字元同)和王先谦(字益吾),并在这两位名师身上受益良多。幸有唐文治的《南菁书院日记》,让后辈学子可以窥见这位国学大师这一时期的求学日常生活。总体而言,书院中的研习生活规律而充实。其中有一个重要内容,即每月需完成老师布置的经学研究课题,其中囊括了解经题、训诂题、义理题和考证题。而其中一次,唐文治用三天时间就完成了四道月课题,期间查阅了不下十五本书籍。能有这样的效率,这不得不得归功于唐文治平时的勤读苦研,将大量的经书典籍都烂熟于胸,并且勤于思考,融会贯通,这样才能在作答月课题时窥得门径、信手拈来。

这一时期的唐文治,不再仅仅局限于博览经书夯实基础,或者撰写读书心得借以打磨写作能力,而是开始编录自己的文集《茹经堂文集》。唐文治在南菁书院期间写下了将近30篇的经学研究文章,其中以研究《易经》的心得为最。这些文章已经不是他自己之前所说的那些“粗有论著,然皆不足存也”[3]的习作,而是可以编录入唐文治自己准备留存后世的文集之中,可见此段时间内,他的治学能力颇为精进。而这些,都应该得益于“勤”字:读书勤、背诵勤、思考勤、习作勤、请教勤、探讨勤。唐文治的求学之路,遍布了“勤”的影子,以“勤”自勉,才实现了传统时代中读书人的终极理想,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进而实现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1892年春,28岁的唐文治五试礼部终于科场得售,进入官场。当然,国学大师唐文治的人生之路不止步于此,但现阶段他的传统求学之路确实告一段落,而“勤”字却没有离开他的人生轨迹,反而深深地扎根于他的治学精神之中,等待着发芽抽条、开花结果,播撒到更多的地方。

三、孕育桃李,“勤”惠教育

唐文治在京为官长达十五年,在这期间主要将精力投注于官场之中,以勤能补拙的办法逐步适应官场公牍,得两代帝师翁同龢“人品端方,趋公勤慎”的考察评语。可见“勤”字的治学精神已经融入到唐文治的为人处世之中。这一时期的唐文治也没有完全停下治学的脚步,而是再次拜师以求学问更为精进,受业于嘉兴沈曾植(字子培)先生门下。利用公务余暇勤学苦读自不必赘述,更值得一言的是唐文治此间接受座师翁同龢之请到家里充当西席,为师从教,显然,自己的治学精神必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受业学子。而“勤”字能够随唐文治惠及教育,影响到更多的莘莘学子,是在其42岁弃政从教之后。

1906年12月,42岁的唐文治因母亲去世“丁忧”在家,急流勇退,离开政坛。1907年10月离京赴沪,在亲友家中稍作停留,“旋赴徐家汇实业学堂,就监督职”[4],由此担任南洋大学校长13年有余,开启了以“勤”惠及教育的人生阶段。

在南洋大学期间,唐文治将“勤”融入到学校教育里切实指导学生的治学为人,即前文所述的于1910年亲自制定的校训“勤、俭、敬、信”,明确将“勤”字确立为学校的精神传统。这时,“勤”之一字不在局限于唐文治一人治学之用,而是由唐文治传承给广大青年学子,形成精神传承,孕育更多的有识之士。1912年夏,唐文治著成《人格》一书,其中《学生格》一文中再次明确提出了“贵勤”的思想,倡导学生牢记“勤”之一字的重要性。现将此段摘录如下:

楚庄之才不如齐桓、晋文,而亦列于五霸者,在能训民以勤。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此楚之国民教育也。民勤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故勤者、人道之所由立也。先儒谓勤能补拙,晋陶侃谓大禹惜寸阴,吾辈当惜分阴。予尝谓时光之可贵,譬诸处明日而欲再求今日之时光,不可得也,处薄暮而欲再求日中之时光,不可得也,处彼刻而欲再求此刻之时光,不可得也。迅速如此,岂不大可惧乎?光阴稍纵而即逝,学业亦稍纵而即逝。屈子云:“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韩子云:“业精于勤荒于嬉。”愿吾学生及时勉之。[5]

唐文治从古时帝王治民谈起,言及“勤”的重要性;接着又论及时光匆匆,如白驹过隙,在这不可回溯的宝贵光阴中,更应该时刻谨记“勤”字,才能让学业不至于荒废;最后以屈原、韩愈之语劝勉学生。可以说,唐文治对学生治学在“勤”字上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这其实也是他自身作为前辈于治学处感受最为深刻的地方。面对浩如烟海的名著典籍,如果没有勤学苦读的决心,怎么能够谈得上“治学”二字,更遑论在当时学有所成而寻求救亡图存之路了。

唐文治不仅将“勤”明确提出作为学生在校需要培养与传承的精神,更是在学校管理、课程设置上体现“勤”字的重要性。唐文治在制订学校的规章条例或课程时,其原则为“至各项细则,皆取目前切实能行者载入,大抵以‘功课密、管理严’六字为主,其空言高论,不能实践者,概从删削”[6]。从“功课密、管理严”六字彰显“勤”字在治学中的重要性是唐文治自42岁弃政从教直至90高龄溘然长逝期间一以贯之的办学特点。

唐文治在南洋大学长校时期,除了理论知识的课程设置,还有各类实验以及实习课程,“功课密”由此可见一斑。无锡国专,是另一所于唐文治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校,在他长校期间,课程设置也可见“功课密”这一原则。无锡国专的课程设置仅从內迁之前(1927—1937)更靠近现代大学文科的课程设置来看其办学特点,这一时期的课程分为了必修与选修两种,三年国学专修科累计共有19门必修课程以及26门选修课程。教学内容仍旧以经史子集的原著为主,保留了相当多的传统典籍和文字训诂等方面的内容,还相当重视一些儒家经典、史学名著和诗词曲选等类别的专题性研究,更设置了一些如中外史地、中外文艺批评、中外哲学等拓宽眼界的课程。[7]而唐文治长校十年义不受薪的私立无锡中学依旧承袭了这样的办学特点。据其中第三届的毕业生吴友梅回忆道:“旧学制课程,除国文、修身两科用中文本外,英语(包括读本、文法、会话)、数学(包括算术、代数、几何、三角、高代、微积)、物理、化学、博物、史地(包括中外史地)等学科都用英文原本。高年级还列法语为必修科。教学上采取及格方针,以此第一届毕业同学只有七人。(大都因跟不上而待学,少数为其他原因辍学)。1925年起改为新学制(即分初、高中)后,大都改用中文课本,同学负担减轻。但自初中一年级能继续升到高中毕业者,为数仍不多。”[8]从工科学校到专门培养国学人才的学校乃至到基础教育的中学,唐文治始终不忘“勤”字在治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功课密”来督促学子们“勤业”,从而能够养成良好治学习惯,受益终生。

“勤”字伴随着唐文治一路走来:少年茹经之时,从启蒙伊始的懵懵懂懂到后来由不断诵读经书的过程慢慢意识到读书需要“勤”字当头;拜师求学路上,恩师们的谆谆教诲以及自己钻研思考的过程渐渐习惯了治学道路上以“勤”自勉;及至弃政从教,除了自身依旧以“勤”立身,更将“勤”字注入到教育事业之中,惠及莘莘学子,把它作为一种治学精神传承给后世之人。

四、结语

唐文治先生曾在无锡市第三高级中学的前身——私立无锡中学长校十年义不受薪,他的这种治学精神应该深深地积淀在学校的厚实文脉之中,延续至今。正如他本人于82高龄时所言:“须知传嬗鄙人学说,实系传嬗鄙人精神。自古圣贤所以承继而不绝者,惟在精神而已。”[9]求学之路,勤字当头,这种精神在现代教育中更是弥足珍贵。也许,“勤”字在现代学生的求学之路上被提及太多次,反而让他们对它失去了原来应有的尊重与敬畏,而只留下浮光掠影式的痕迹。借着对唐文治先生治学精神的研读,“勤”字以生动的轨迹再次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令我们沉思这个古老汉字所承载的所有意义,在当代,也在未来。

参考文献:

1、 唐文治:《唐文治自述》,文明国编,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

2、 唐文治:《唐文治文选》,王桐荪、胡邦彦、冯俊森等选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

3、 吴湉南:《无锡国专与无锡国学教育》,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

4、 徐忠宪:《国学教育家唐文治》,见《文治论坛·唐文治研究特辑》,无锡市第三高级中学主办,2015年10月。

 

本文在2017年11月“江苏省普通高中课程基地促进育人模式转型”研究成果评选中获三等奖。



[1] 转引自徐忠宪:《国学教育家唐文治》,见《文治论坛·唐文治研究特辑》,无锡市第三高级中学主办,201510月,第29页。

[2]唐文治:《唐文治自述》,文明国编,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11页。

[3]唐文治:《唐文治自述》,文明国编,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14页。

[4]唐文治:《唐文治自述》,文明国编,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57页。

[5]唐文治:《学生格(节录)》,见《唐文治文选》,王桐荪、胡邦彦、冯俊森等选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3页。

[6]唐文治:《致交通部公函商讨教育宗旨(节录))》,见《唐文治文选》,王桐荪、胡邦彦、冯俊森等选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5136页。

[7] 无锡国专时期的课程资料参考自吴湉南的《无锡国专与无锡国学教育》,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30页至135页。

[8]转引自徐忠宪:《国学教育家唐文治》,见《文治论坛·唐文治研究特辑》,无锡市第三高级中学主办,201510月,第36页。

[9] 唐文治:《无锡国专校友会春季大会训辞》,见《唐文治文选》,王桐荪、胡邦彦、冯俊森等选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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