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德若谷 厚德笃学——唐文治先生育人模式转型刍议
   文治研究   2017-11-29   95 【编辑:校办 来源:杨晔】

一、四亭八当 明德惟馨

中国传统学校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的承担者,大都是一些具有深厚传统文化功底的文人志士,如蔡元培、张伯苓、经亨颐等,他们勇于吸取包括西方先进科技和思想文化在内的教育制度;同时力图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历史文化和具体国情的现代教育模式。他们所进行的特殊外来文化民族化、本土化的探索和实践,成为我国教育现代化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和可贵财富。唐文治先生当属于上述优秀教育家之列。他应能为我国建成中国特色的理化教育带来启示与智慧。

唐文治先生曾任“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及“邮传部高等商船学堂”(大连海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前身)监督(校长),创办私立无锡中学(无锡市第三高级中学前身)及无锡国专(苏州大学前身)。

先生十分重视人之精神的教育,他把西方先进经验大胆拿来,为我国培养科技人才所用;同时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坚持民族自尊,以我国悠久传统文化的精华来培养学生,并把两者结合起来,塑造热爱祖国、道德高尚、人格健全、身体健康的人才。在掌握先进科学技术和锻炼强健体魄的关系上,唐文治观点鲜明,强调道德是基础。他对理工科人才的培养重视先进理念,重视爱国教育,重视人文教育,重视体格意志磨砺等教育思想,为国家培养重视一流理工人才树立了榜样。

同时,唐文治先生提出“师德”四项要求:对学生相见以诚,如保赤子,如植佳木,讲明道德,本身以身作则。他自身作为校长,同样也在道德上做出示范。他坚持不拘门户、唯才是举的方针,科学开放的态度,活跃着的校园的空气,开阔着的学术的视野,这往往是创建一所优秀高校的前提。先生拥有这样的胸襟,才使师资阵容汇集了各家各派的著名大家。

在国专的教师中,论出身,既有旧式书院肆业的,也有新式大学堂毕业或留学欧美日的;论学术观念,既有保守的,也有趋新的,既有汉宋兼并,也有独钟汉学或超然于汉宋学之上的,真可谓群彦毕至。如在国专沪校任教的,中学有吕思勉、周谷城、蔡尚思等;诸子学有王遽常;经学有唐文治、周予同、徐震等;诗词学有钱仲联(诗)、胡士莹(词)等;文学有郝昺衡、朱东润、唐庆诒、朱大可等;文字音韵学有鲍鼎、张世禄等;曲学与版本目录学有王佩琤;教育学有冯邦彦。在桂校任教的有冯振、梁漱溟、吴世昌、向培良、季一真、巨赞法师、张世禄(从沪校转来)、阎宗临、饶宗颐、万仲文、吕逸卿、黄景柏、卜绍周、陈竺同、蒋庭曜、蒋庭荣等,均堪称一时之选。综上述可见,不论是国专锡校、国专桂校还是国专沪校,其所聘各科教师,今天看来也可真可谓是名家济济、各显风流、交相辉映,羡煞后人了。[1]

1907年唐文治先生接任上海高等实业学堂、邮传部高等商船学堂监督一职,住校办公,定章程,立宗旨。唐文治的接任,大大改变了当时学堂里频繁易人、动荡不安的局面,他立志创办“第一等大学”,打造“第一等人才”。

“在交大任职校长最久、贡献最多,而对于学术风气、人格教育、人才造就最有深长影响的,当首推唐文治。先生之于交大,有如北京大学之有蔡元培先生,和南开大学之有张伯苓先生。”(中央院首届院士、著名工程学家淩鸿勋)

学校教育在传授专门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同时,也会培育学生健全而和谐的人格和品性。正如威廉•冯•洪堡说过:“大学兼有双重任务,一是对科学的探求,二是个性与道德的修养……所谓修养是个性全面发展的结果,是人作为人应具有的素质,它与专门的能力和技艺无关。”

无锡国专创办的目的,在“正人心,教民命”,如教师无师德,岂不误人子弟,“素餐欺世,为祸更烈”。因此,身为国专的教师,不仅应学问精专,还应有道德修养上的要求。[2]

唐文治进行传统文化和道德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道学先生,不是割裂中心文化,而是在科技精英身上注入融入道德教育,在现代大学教育中结合传统文化教育,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

“人生世界之内,以礼义道德为根本。窃尝譬诸人之学问,犹墙屋也;礼义道德,犹基础也。若无礼无义无道无德,而徒以学问为饰观之具,一旦品行隳坏,名誉扫地,是犹基址不固,墙屋坍塌,其危险何如矣。”在交大的14年期间,唐文治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日趋成熟完善,慢慢融入于中国近代教育理念里,他这一伟大实践与思想更是在这段时期得到了近一步的深化、沉淀与升华。

唐文治对个人人格的描述,是其道德思想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论著当推《茹经堂文集》和《十三经读本》。前者合计45卷,百余万字,是唐文治文章的总汇;后者唐文治对经学研究的结晶。这些论述,既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仁义礼智信”的思想,而又超越了这五个方面的规范概括。他将之与当时的社会现状、人们的表现联系起来,借古喻今而又能化古为今,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以道论道、简单说教。这是先生有关人格思想的闪光之处。[3]

二、盛德遗范 克绍箕裘

唐文治先生常常勉励学生要“以求实学、务实业为鹄”“造就学成致用,振兴中国实业”,同时先生也很重视体育,对人才的培养是非常全面的。

他成为近代著名教育家,离不开他的体育思想及实践。他非常重视体育在人才造就中的作用,亲自参与学校体育管理,聘请国术教练、体育专家传授武术,训练球类、田径及兵式体操活动。在他的教学理念里,他倡导“德、智、体、美”四育并举,他认为推动学校体育的发展可培养学生一往无前,不怕困难的坚韧精神和集体的荣誉感。

学校教务处下设体育部,有管理员一人,同时聘请指导员若干人,前者负责管理各项具体事务,包括考查学生体育成绩、接洽各种运动对外比赛事项、添置各种运动器具、计划每学期体育经费等;后者专门负责指导各种运动技术。[4]

早在甲午中日战争期间,唐文治愤于国耻,即开始演习兵法,由此而知技击与身体素质的重要性。他聘请精通中医的武术家侯敬舆为武术教师,训练学生“以道德为本,奋迈往之气,具贞固不摇之精神,始终勿懈,以达保身、保家、保国、保民族之目的”。

为加强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的意志和组织纪律性,时刻为保家、保国、保种而战,学校对每年的新生入学都进行军训,练习实弹射击。并在校内“推行军事管理,实行军事化。学生在校外出,一律夏季着灰色制服,冬季着黄泥制服。作息讯号改为鸣号,并规定每日上午六时半,下午五时五十分,为升降旗时间,全校齐集致敬”。

1935年5月23日,教育部持派参事陈泮藻、国立编译馆主任陈可忠到校视察,恰巧国专一、二年级同学同日“赴惠山实弹打靶,成绩颇佳”,三年级和补习班同学则身着制服在校上课,学校的严谨校风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在没有场地,没有经费的抗战困难时期,国专仍然因地制宜,坚持开展各类体育活动。有校友回忆,在广西北流桂校,经费紧张,体育设备奇缺,"当时村里小学有篮球场,但买不到球类,要打篮球、乒乓球,是很不容易的事"。于是他们在坚持早操以外,"鼓励学生常做远足、单车、骑马、爬山、涉猎、游泳等练习以替代田径运动"。在桂林穿山时期,学校还想方设法建设运动场,添置篮球、排球等运动器械,定期举行篮球、排球、拔河、太极拳比赛等体育活动。在一次学校体育活动中,学校"董事长李济深亲自光临,他参加开球式,热烈的掌声如雷鸣",足见体育精神在国专教育理念中所居的地位。[5]

国学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是数千年来中国人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的高度总结,滋润着每个中华儿女的血液和灵魂。[6]

三、风行草偃 泓涵演迤

在国学方面,唐文治先生提出:有些人偏向西方文化而轻视了国家的文学。所以后来他为此增设了国文科,并成立了国文研究会,而后又适当将西方先进技术与国学知识进行结合,培养了大批理工科人才。

韩愈在《师说》中就这样说道:“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老师之于学生的学习有着莫大的作用,好的学校、好的老师以及好的教学方法更是会带来更为积极的影响。

唐文治释读:“盖政治统一,不徒(只)统一乎土地,要在统一乎人心。德者,统一人心之具(工具)也。”儒家道德“五常”:仁、义、礼、智、信。”唐文治认为:“人生当世,孝悌忠信礼义,以廉耻为归宿。管子云:‘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7]

他因眼疾双目失明,但还是坚持每隔两周的星期天到校讲课。1923级高中毕业生朱若溪回忆:“届时全校学生聚集大礼堂内,恭聆教诲。先生端坐讲台中央,神采奕奕、满面春风。陆(景周)先生侧坐。讲授之课文为《诗经》及古代名著。先由陆先生将课文分段诵读,先生分段讲解,解释字句意义,阐发微言大义,学生专心聆听,秩序井然。最后由先生通篇背诵,声音洪亮,字字清晰,跌宕顿挫,气势磅礴。激昂处铿锵有力,平抑处悠扬婉转,时人称为‘唐调’。”

先生自幼博览群书,深入钻研古籍古文,他的德育思想建立在对中华文明的深刻认识基础之上,具有先生他自己独到的见解与方式方法,因此在创办几所高校后,并不受旧思想影响,反而是利用到了强大而有利的师资,坚持传播“求真务实”的学习思想,使得学生锻炼了良好的学习能力。在此期间,唐文治先生还不停地进行着国学创作,他的代表作有《茹经堂全书》等等,代表性的当有《茹经堂文集》和《十三经读本》,称得上是满腹经纶。

在唐文治先生的言传身教下,国专培养出了许多人才,先生也从这些人才中进行仔细挑选,组建成了教师队伍辅佐自己,为国专的教学之路作好铺垫。例如有出自专修馆的应届毕业生王蓬常、唐景升、蒋庭曜,第二届的王震、何葆恩,第三届的高材生钱仲联等等众人,其中部分学生还分别来自于不同年龄、不同地方、不同派别,可见唐文治先生的教学影响之广阔,也暗示着先生的办学旅程中已然增添了必不可少的师资力量,为往后的教学水平的提高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此外,国专的师资阵容汇集了各家各派的著名大家,加上唐文治先生对国专老师们的德行操守的严格要求,对日后学生的教育起了很好的榜样作用,也对今后国专的事业产生重大影响。

唐文治校长赋予无锡国专的上述办学特色,使无锡国专培养出了一群高质量的国学人才。与现在国内许多高校动辄拥有数千名教职员工、几万名学生相比,无锡国专的办学规模实在是小得“可怜”。据粗略统计,无锡国专办学三十余年,一共才招了约二千名学生,其中因局势动荡、辗转流徙等原因,正常毕业者不到一千人。但是,就是在这一两千名学生中,却涌现了一大批国学研究、文史教育和其它方面的高质量人才。[8]

如1932年“一·二八”事变期间,国专经济陷入困境,唐文治不得已“实行减薪:教员减三成,职员减四成,惟月薪三十元以下者不减”。[9]

但全校师生抱着共度危难的精神,没有人因此而离开。同样,在西迁途中和流亡办学期间,尽管遭受的困境更加艰难,但是,国专的骨干教师仍然斗志昂扬,艰苦维持而弦歌不断。[10]

唐文治先生培育出了无数人才,这些人才辐射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如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总编辑范敬宜,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曹道衡,词汇训诂学研究专家许威汉等,他为中国近代教育带来了深远影响。在传统思想和新式观念碰撞的年代,他义无反顾地投身教育事业,奉行身正为范,将德育之真理传授给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从而使学校形成朴实勤奋的优良校风,成为了近代高等教育史上一笔宝贵的财富。

无锡国专校歌:“乾坤开辟,学说何纷纭,惟我中国,教化最文明。上自黄帝迄孔孟,先知先觉觉斯民。”[11]

唐文治,这位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大家、国学大师,还是中国现代工程教育的先行之人,更是为了振兴国家而弃官从教、为事业奉献一生的传奇人物!郁达夫曾经说:“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而一个拥有英雄而不知道爱戴他拥护他的民族则更为可悲。”先生可谓是中国教育史上值得我们敬爱仰慕一位杰出的英雄人物,他留给我们的物质文化、精神财富都将会一直流传下去,更多的人将学习、探讨他的思想、精神,先生终将在历史的长轴画卷上留下不可抹灭的一笔。

 



[1] 吴湉南《无锡国专与现代国学教育》,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5月第1

[2] 唐文治《唐文治文选》中的《师友格》,王桐荪、胡邦彦、冯俊森等选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

[3] 冯蓉 蒙胜军 司国安 任虹《唐文治教育思想及文化》

[4] 《体育部规程》、《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章则》,见《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学生自治汇编,1936

[5] 吴湉南《无锡国专与现代国学教育》,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5月第1

[6] 赖相卫《浅谈国学教育对学生的影响》

[7] 徐忠宪《唐文治的中华德育思想和文化精神》

[8]《“苏派教育家唐文治研究”专辑》

[9] 苏州大学校史编写办公室,《唐文治年谱》,1984

[10]《无锡国专与现代国学教育》

[11] 浩然《唐文治:双目虽瞽 一校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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